涨薪、升职等惯性被迫终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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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豹变（ID：baobiannews），作者：叶丹璇，创业邦经授权发布。

2023年的求职季，承载了比以往更多的期待。随着社会流动正常化，很多人希望就业市场也能够相应回温。大量的求职者重新涌入求职市场，却没有等来井喷的招聘需求，“金三银四”里充满了焦虑。

2023年，传统的黄金求职季“金三银四”已经过去一半，此前暂时离开大城市的求职者们又陆续回流，期待在社会经济复苏的这个时段里重返职场。

三四月份之所以成为每年求职的黄金高峰，是因为农历春节过后，各公司的年终奖陆续发放，就业市场上会迎来一波新的人员流动，工作岗位需求也相应释出。

互联网公司此前一直是市场里关注度高、容量大的就业池子。然而过去两年里内忧外患，降本增效成为互联网公司的关键词，寒气不断地传达到每个大厂打工人身上。当裁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，很多人被巨浪拍在沙滩上，一边搁浅，一边等待下一次浪潮，试图回到海里。

求职者离开职场的理由不一：有人误判了形势，乐观地裸辞之后处处碰壁；有人是在业务优化的过程中，被甩出大厂紧密的队伍；还有人秋招结束才被通知留用名额被取消，只能重整旗鼓。

今年的金三银四季节，开始比以往更早。半年前从字节裸辞的王萌说，春节之后，杭州的人开始变多，“大家又回来找工作了”。社会流动恢复正常的第一个春天，无疑寄托了许多求职者的希望。

然而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发现，“金三银四”里热闹有余但成色不足，舆论环境里不断出现裁员、锁HC等消息，“就业挤兑”成为他们最新的忧虑。春天究竟还有多远？

“海投了一百多份简历”

2022年9月，32岁的刘缘发现自己也在Shopee的裁员名单中。一开始，刘缘有些错愕，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件事，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，“正好休息一下。”

刘缘给自己设定的休息时间是到农历新年结束，她当时预计年后求职市场会有一波小的增长，半年的休整时间对她而言刚刚好。

过完年，刘缘立刻更新了简历，开始积极联系猎头，也在招聘网站上筛选投递，但结果并不乐观，约过面试的渐渐没有下文。刘缘的心态开始从佛系变得焦躁，但真正压垮她的并不是石沉大海的面试，而是像她这样已婚未育的女性求职者，在岗位紧缩的大环境下，所面临的比其他求职者更多的困难。

在这次求职之前，刘缘一直自信自己的个人能力和背景：本硕985，毕业之后进入知名互联网大厂工作，几年前被挖到Shopee，在同期同学里发展得相对好。开始找工作以后，刘缘也会约以前的同学吃饭，寻求可能的内推机会。

刘缘和一个男同学吃饭时，得知他也是被裁后有一段空窗期，现在顺利入职某中厂。这个岗位刘缘也投递了，跟HR有过初步的交流，但获知她已婚未育之后，就没再有下文。

最开始时，刘缘忿忿不平，从读书到工作，一路不服输地“卷”过来，雄心勃勃地想打破职场的透明天花板。人到中年，更现实的性别困境摆在眼前，不乐观的就业环境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，甚至无法让她得到一张同台竞技的入场券。

求职危机也正在“漫过”年轻人，岗位供不应求时，学历跑不赢通胀。根据今年3月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，2023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58万，同比增加82万人，北京市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。

本科毕业于上海某985的徐俐，今年春季拿到了在美国的硕士学位。徐俐说，海外硕士在回国求职时，劣势十分明显。很多大企业在校园宣讲时会释出一些比较吃香的岗位，譬如管培生岗，而海外硕士没有这个渠道。

徐俐在海投了一百多个简历却回音寥寥、推进缓慢之后，决定钻个空子，用本科的校友卡进校参与校园招聘会。令她惊讶的是，进驻学校的企业名单档次比自己2020年本科毕业时低了一档，岗位也变少了。“很多听都没听过的企业，也收了厚厚一沓简历。”徐俐递交简历时，前面排着一个学小语种的本科生，招聘方直接说：“（接收的）文科本科生简历太多了，我们不收了，你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”

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线下投递简历的处理流程很快，徐俐接到一家上海本土广告公司的面试电话。谈薪阶段时，对方告诉她，试用期4000元/月，转正时间不定，因为现在HC（名额）比较紧张。

徐俐哭笑不得，对于0 offer的她而言，这根救命稻草也不牢靠。4000元要在上海活下去，基本等于“倒贴上班”。

“我已经把车子收拾出来，准备开网约车去了。”刘缘的焦虑则更加具体，她和丈夫在北京的房贷日日紧咬，单靠丈夫的工资还贷有些吃力。面试稀稀拉拉，刘缘想在等待的间隙填补收入的空白。

回不去的大厂

降本增效首次被提出时，大部分人都还将其理解为临时纾困的手段。而在一年多以后的今天，降本增效、去肥增收已经成为了大厂的常规提法，新的需求点迟迟不见井喷，砍向冗余组织的刀却随时都在挥动。

2022年底，马化腾在内部会议中直言自己已经不再相信“买量”的故事。过去简单粗暴的增长逻辑失效，随之体现在业务端上就是对职位候选人的要求也更加细致。

一名专注电商和商业化领域的猎头告诉《豹变》，整个2022年，大厂对业务岗位的需求数量几乎没有增量波动，替换的节点岗位占大头。一家头部电商大厂，2022年Q4才第一次对他们放出需求。互联网红利增长到尽头，各家都开始在垂直领域挖掘更多的商业化机会，寻找破局点。

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，互联网大厂对候选人的要求变得更加苛刻：高潜、学历背景只是敲门砖，更重要的是对某一个垂直品类有足够多的了解，分散单点式的需求是新的趋势。而这在过去要求通用性的互联网行业是几乎无法想象的。“比如1688，可能会要求候选人对五金、化工之类的行业有精细的了解。”

“高潜”，即高潜能，量化之后具体表现为，同时满足35岁以下和P8以上级别两个要求，这是大厂在释出招聘需求时，最常提到的关键词。该名猎头向《豹变》透露，像快手、字节这样更年轻的互联网公司，甚至会将“高潜”的年龄限制在90后，需要他们既懂内容，又懂交易。

近期梁汝波在字节十一周年的讲话中也印证了这一焦虑。过去一年里，国内抖音一直维持着7亿的DAU和两小时左右的使用时长。此外，西瓜视频、头条等产品目前在用户增长也颇为缓慢，甚至是停滞。信息平台和电商是字节目前的两大业务重点，如何继续在社交发展上保持增长，如何将社交转化为交易，字节对此相当急切。

降本增效常态化之后，大厂把“性价比”明晃晃地写在脸上。过去培养的耐心、企业文化的磨合、对候选人基本面的包容，全都被残酷地替换成“能够短平快地出结果”。像刘缘这样的年龄，几乎快要被头部大厂拒之门外，回到大厂是很难的事。

想要重新回到大厂的，不止“高龄”的刘缘。

在豆瓣“校招遗漏人才自救中心”小组，入职半年被裁员的应届生将自己称为“22届校招难民”。陈鑫就是22届校招难民中的一员，去年8月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后，年末出现在裁员名单中。

像陈鑫这样的“校招难民”并不是新鲜事，但这两年时间里，这个群体面对的尴尬境况一直没有改变和好转。陈鑫告诉《豹变》，半年的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等于废话一行，交过社保之后所有的应届岗位又都和自己无缘了。

陈鑫一开始还有针对性地修改简历，杳无音讯之后他将策略改为海投，在招聘软件上打了两百余个招呼，回复的只有不到10个。

杭州一家小厂给陈鑫发去面试邀请，面试之后对方告诉他录取可能性不高，因为两天之内面了将近20人，其中不乏经验丰富者。大厂的要求提高之后，被分流筛下的人也就相应涌向中小厂。

陈鑫说，自己重回大厂的梦想可能已经破碎了，现在连小厂收留自己都变成幻梦。

涨薪、升职等惯性被终止

2022年7月，字节跳动CEO梁汝波的OKR曾引起广泛讨论，他在内网更新了“组织去肥增瘦，根据业务形势更新人力计划，让组织不膨胀和效率提升”“大幅降低22-23年HC规划”“盘点务虚和冗杂组织”等目标。这被外界解读为字节的“去肥增瘦”将对边缘业务和冗杂组织动手。

但远远不止于此。大厂们“去肥增瘦”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张，不仅在招聘需求上大幅削减，总包薪水的预算也正在悄悄缩水。

上述猎头提供的数据变化是，2021年，一个候选人跳槽能拿到40%-50%的薪资涨幅是很常见的事。而很多P8级别候选人的总包薪水可以达到200多万，是相当可观的数目。2022年开始，涨幅压缩至个位数，平薪或者降薪跳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。

在此之前，很多人选择忍受行业里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和随时响应的个人生活，甚至用健康来交换，互联网企业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大多来自于一骑绝尘的高薪。

半年前，王萌从字节裸辞的契机就是查出了乳腺结节，她觉得“命更重要”。和她同组的同事也因为巨大的工作压力月经不调。

王萌也在考虑回到互联网行业。回家乡找工作的三个月里，她发现能够匹配自己的岗位少之又少，不仅默认单休，没有加班费，而且按规定交五险一金的公司凤毛麟角。尽管互联网的待遇有所降低，但大厂仍然维持着高薪、体面、合规的底线，而且依然是留给年轻人最多机会的地方。

猎聘大数据研究院的《2023新春开工就业报告》中，互联网仍然在新发职位占比中遥遥领先，为7.40%。

当前的招聘市场中，一边是旺盛的求职需求，一边是谨慎的岗位释出，各类新调整让供需两端越来越多的矛盾在求职中暴露，过往市场中积累的经验不再有效，涨薪、升职等惯性被迫终止，类似清华硕士炮轰字节“恶意低薪”的事件不是个例。而在此过程中处于更弱势地位的求职者，更容易成为受害者，年龄、性别等差异都会放大成为硬约束。

寒气还没散去，打工人没有等来金三银四，大多数人继续泡在冰冷的池子里，等待上岸的机会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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